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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主任“蒲姐”和她的26本工作日记
11月7日上午,记者赶到蒲朝碧办公室采访时,她正在写前一天的工作日记。 记者周舸摄  

  老刘,感谢你的理解哦,有了你的支持,我们村的公路肯定会修得更快。”11月7日下午,陶家镇锣鼓洞村村主任蒲朝碧专程来到14社村民刘某(应当事人要求化名)家中,为修村公路支路的事儿,再次与刘某一家沟通。这已是她第四次来到刘某家了。当刘某表示赞同后,蒲朝碧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下来。
  蒲朝碧没有抱怨。回到办公室,她在日记中写道:“老刘身体不好,以后还要多去关心她。”
  “因为我记性不好,所以我会把当天的事儿记上。”12年来,这位被村民们称为“蒲姐”的蒲朝碧记满了26个笔记本。从参加政治学习的心得,到给村里困难户、孤寡老人送去慰问品、慰问金,事无巨细。对重要的,尤其是涉及到资金往来的工作,她还特别用红色进行了标注。
  “写工作日记,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我们所经手的每件事情,都要能够向老百姓交代清楚。如果忘了,就翻翻笔记本。”蒲姐说,记日记,还能宣泄情绪。“工作中受(老百姓)的‘气’,写完后好像就消失了。”

第一次当村干部
被村民骂哭
当村官太难了,说错话都恼火。
——摘自蒲朝碧2011年1月11日的工作日记
  蒲朝碧出生于陶家镇友爱村7社。高中毕业后,在原重庆市巴县房管局干了近4年的会计工作。1984年,嫁到该镇原石堡村过路堡后,辞职与丈夫罗某干起了建筑工程。
  “那时她尽管在城里打工,但村里有啥子事情,她都回来帮忙。”村民刘泽华说。就这样,这位村里的“热心人”,在刘克俊的介绍下,于2000年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2007年,原石堡村和锣鼓洞村合并成现在的锣鼓洞村,村里缺一名会计,村委会找到了蒲朝碧。没有多想,她立马应承了下来。除了干会计,她还分担了村里的社保、民政、残疾人等工作。
  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上班做的第一件事儿,就被村民骂哭了。
  当时,她到村民任某家中宣传农转非政策,给任某讲“只要一次性缴清2.5万元,到年龄后就可以每月领500元养老金,而且还会逐年递增。”任某信了,表示会尽快缴费。可晚上回到村里核对资料时,蒲朝碧却发现,自己给任某讲错了,任某只需要缴2.05万元。怕任某多缴,蒲朝碧决定第二天一早去给她解释。
  第二天,当蒲朝碧来到任某家,讲“自己记错了”时,原本比较平静的任某突然变脸:“你一个外村(合并过来)的人,就是想贪污我这4500块钱个嘛!”
  蒲朝碧说:“钱都是你直接打到银行卡上去,不过我的手。”
  “你们串通好了的,你一个外村人,少来骗我。”没想到越解释,任某骂得越凶。从未受过如此谩骂的蒲朝碧当场就哭了。她想不通,“我也是大家选的,而且都已经是一个村的了,怎么就成了外人了呢?”
  “当时,我才当村干部,工作也不会想法子,只晓得哭。”蒲朝碧回忆说,任某那时其实就是“欺生”。而一旁的村主任陈尧祥立马劝解,几下就制止了任某。
  “做农村工作,首先就是要得到村民们的认可,要树立威信。”陈尧祥告诉她,人熟了,村民好讲理;人不“熟”,讲什么理都不好使。村干部工作一定要细心,一定不能给村民留下“口舌”,不然,他们不“买账”。
  蒲朝碧听进去了。她并没有责怪任某,而是把自己所挨的骂归咎为自己工作的不仔细。“从那时起,我决定记日记,把要给老百姓办的事儿都记下来,照着本本上的讲,就不会错了。”
  于是,当天晚上,她写下她作为村干部的第一页日记:我记性不好,给任某讲错了一个数字,被她一通大骂。当村干部太难了,说错话都好恼火哟,以后做事一定要细心、脚踏实地。

第一次收到村民感谢
已经是5年后
保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才能在村里立得住脚。
——摘自蒲朝碧2012年1月31日的工作日记
  2011年,经过近5年的磨练,蒲朝碧被村民们选举为村委会主任。
  甫一上任,就遇到了一块“硬骨头”——陶家污水处理厂在修建过程中放炮,震坏了附近村民的房子,村民们意见很大,陆续到村里反映。
  但当时村民们的房子多为土墙房,有的本就有裂缝,根本分不清哪些是炮震造成的,震裂又如何补偿。这起事件涉及到30多户村民利益,解决不好,很有可能会引起集体上访。
  蒲朝碧第一次调解,无疾而终。一方面,村民们对定损和补偿金额分歧太大,根本就不听她的;另一方面,施工方对村民们的“漫天要价”也不认可。
  其中,一位带头取闹的村民刘某更是指着蒲朝碧的鼻子说:“我们只认陈尧祥(前村主任),你蒲朝碧我们不认识,如果我们拿不到钱(补偿金),跟你没完。”
  当场,蒲朝碧被气得直哭。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是来帮大家的,当村主任也是大家选出来的,啷个能说认不到我呢。
  但哭归哭,问题还得解决。蒲朝碧凭借自己当年做建筑工程时的经验,想到了一个比较公平的解决办法,即在村民房子的裂口处贴上纸张,如果纸被拉裂,说明是现在炮震造成的,裂口越大,说明受损就越严重。
  这个办法得到了施工方和村民的一致认可。后来,确认是炮震造成后,她又在双方之间反复跑了十多趟进行协调,最后就赔偿标准等达成一致意见。当年春节前,受损村民皆拿到了比较满意的补偿金。
  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2012年正月初八,春节后上班第二天,刘某带着13位村民“冲进”村委会办公室。蒲朝碧想,难道是因为炮震补偿来闹事儿的?她满眼疑虑地赶忙迎上去:“刘大爷,你今天有什么事吗?”
  “蒲村长,对不起!我今天是专门来给你赔礼道歉的。”站在蒲朝碧面前,已72岁的刘某深深地向蒲朝碧鞠了一躬说:“我今天把他们都叫来,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给你说声‘谢谢’!”
  这是蒲朝碧当村干部5年多来,村民们第一次主动、正式地向她说“谢谢”。
  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有些心酸,但更感动。他从开始不认(同)我到感谢我,让我找到了工作的存在感和成就感……作为村干部,一定公平公正做事,保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在村里立得住脚。

第一次被村民喊“蒲姐”
因为每个人都有梦
修不好这条路,我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大家。
——摘自蒲朝碧2013年4月12日的工作日记
  2015年前,原石堡村一直没有通公路。这里6个社、800多位村民卖花椒、柑橘,只能靠人力步行至少半小时,挑到锣鼓洞村的公路边等人来收,而且单价要比正常的便宜0.5-1元。因为偏远、穷,村民们笑称这里为“西藏湾湾”。
  “我们村要是有条公路该多好!”这是蒲朝碧嫁到原石堡村过路堡后的最大心愿。
  其实,从锣鼓洞到石堡的公路,镇上早有规划。这条全长2.4公里的路,由于涉及5个社、140多户村民的120亩承包地占用问题,再加之要跨越襄渝铁路,一直没有动工。
  “我一定要把它修起来!”当上村主任后,蒲朝碧想。但如何才能让村民无偿供地,铁路部门也能同意跨越铁路修路?
  就在这时,蒲朝碧抓住了一起老年人在家突发疾病,因亲人抬着他步行近一个小时才到公路边的救护车上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的机会,发动部分村民,一边向政府相关部门、铁路部门,或写联名信,或联名打报告,一边向上级相关部门陈请原委,寻求支持。
  2013年初,铁路部门终于同意修路。蒲朝碧又开始挨家挨户做占地村民的工作,给他们算经济账、家事账和出行账,说服大家无偿出地。随后,又逐社举行村民大会,征得了每一户村民的同意。2013年8月8日,石锣公路动工,2014年1月修通,8月开始硬化,2015年正式通车。
  “通车那天,我坐在路边激动地哭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蒲朝碧回忆说,修路的这几年,她几乎每天都守着修这条路,其中所经历的各种矛盾、压力、辛酸,只有她最清楚。
  但是,这条几乎倾注了她所有心血的公路,并没有经过她的家门口。离她家,还有大约80米。
  2015年,村民刘某办80大寿,请了“一条龙”在家设宴,这期间没再请村民肩挑背磨搬东西。席间,这位80岁的寿星举着酒杯特意来到蒲朝碧跟前说:“我们一家要真心敬您一杯酒,没有您,我们(的酒席)不可能办得这么轻松,请允许我叫您一声‘蒲姐’。”
  如今,驾车经过石锣路,几年时间,沿线的土墙房子已变成了小洋房。而以前的那个“西藏湾湾”,也变成了村民口中的“锣鼓半岛”(经济发展起来后,村民们喻为半岛经济)。
  蒲朝碧,也变成了村民们最亲切的“蒲姐”。唯一不变的,是她日复一日的工作。9年来,她有三次机会担任村支书,但她都拒绝了。她觉得自己是一名女性,担心做不好。
  最近一次在2017年8月4日,陶家镇党委副书记刘敏找她谈话之后,她在日记里又写下了这样的话:“当不当书记其实没什么,不管在哪个位置,只要能为群众办事就可以了。”

第一次有点“怕”老公
日记里有“秘密”
像他(村民杨维伦)这样的困难群众,我以后要多照顾。
——摘自蒲朝碧2019年9月9日的工作日记
  2012年7月14日。五保户向某给我说,他要去找亲戚,需要路费,要向我借款200元。我关照了他,喊他不要到镇上去闹了……
  2019年9月9日。9社的杨维伦心脏病又发了……我会尽可能帮他申请临时救助。像他这样的困难群众,我以后要多照顾……
  像向某和杨维伦这样的困难户和特殊群众,蒲姐已记不清帮了多少。除了对他们嘘寒问暖,还有经济上的资助。
  据现任村支书李燕了解,蒲姐每次“照顾”困难群众的金额最低都是300元。共事五年多来,她至少花了不下一万元。
  但是,在她的日记里,几乎看不到她任何捐款的记录。
  “我不敢把有些事儿记在本上,怕老公看见了,会怪我。”蒲姐告诉记者。
  事情要追溯到2008年。蒲姐还是蒲会计。
  2008年4月24日,下着大雨。根据安排,蒲朝碧要走访15社、83岁的低保户刘宗福。
  当她走进刘宗福家时,刘家已经“下起小雨”,床上的被子、褥子和毯子都湿透了,刘宗福躲在一个角落里。蒲朝碧立马打开柜子,打算给他换上干的,但里面什么都没有。
  蒲朝碧又冒雨赶到陶家场镇,花了300多元,买了新的棉絮、被套、褥子和一些生活日用品、食品,送到刘宗福家中,安排停当后才回家。
  回到家后,她将这事儿告诉了丈夫。丈夫虽然没有责备,但却告诉她:“村里有这么多困难家庭,这样帮,帮不过来的。”
  的确,自从蒲朝碧当上村干部后,丈夫为了照顾一家的起居,就已经没有在外面接工程了,家里的经济并不宽裕。
  “但是,我看到他们的样子,又不忍心。”蒲朝碧说,每次走访困难户、五保户,她都要多多少少地给点儿。而钱的来源,主要来自她获得各种荣誉后的奖金,以及女儿私下给的“赞助”,这些“收入”,她从不给丈夫“报账”。
  有趣的是,当记者采访蒲姐的丈夫罗祖文,给他“透露”这件事儿时,罗祖文说:“我早就晓得她帮助过很多人,其实我并不是反对她资助困难群众,而是因为她太大方了,担心收不住。”
  当记者问蒲朝碧,她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时,蒲朝碧说,是她的丈夫和女儿。“因为我曾经答应过他们,如果我不在外边做工了,就回来照顾家庭,以后再帮女儿带孩子。”
  现在,蒲朝碧的外孙都已经7岁了,她从未带过。而罗祖文,她的丈夫,却已变成“家庭煮男”。记者周松张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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