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日期查阅
宋庆龄:为抗战争取最广泛支援

  “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收复一切失地,方能对得起流血流汗的前方将士和广大民众。”1941年岁末,在国府礼堂举行的欢迎茶会上,宋庆龄的一番演讲让现场众人为之动容,也极大地激奋了人心。
  “那时的重庆,正笼罩在皖南事变后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中,环境险恶复杂。”11月22日,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副研究员丁颖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宋庆龄运用她在国内外的崇高声望和影响,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不懈努力。

在重庆重建保卫中国同盟
  史料记载,宋庆龄在香港组建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是一个国际性统一战线性质的救济组织。这个组织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斗争真相,为伤病员、儿童、爱国文化事业募集钱款和医药物资,并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
  香港沦陷后,保盟被迫停止工作。1942年8月,保盟的许多领导成员陆续来到重庆。于是,宋庆龄又联络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在重庆重新组建了保卫中国同盟。
  “皖南事变以后,由于遭到国民党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处境异常艰难,武器弹药和医药用品严重匮乏。”丁颖说,面对危急形势,宋庆龄十分坚决地提出要求取消“不人道的封锁。”但这时,保盟的工作面临政治封锁、经济紧张、人员缺乏等重重困难,对外宣传也只能通过宋庆龄的声明、信函和文章。
  1943年9月15日,宋庆龄给海内外朋友写了迁渝后的第一份工作报告《从香港到重庆》,呼吁“不要对封锁默许”。她说,保盟之所以把援助的重点放在抗日根据地,是因为“他们几乎全靠从敌人那儿夺得的装备武装自己,牵制了在华日军一半以上的兵力”“但是他们已经3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
  宋庆龄的呼吁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关注。经过宋庆龄的不懈努力,保盟与国外的援华机构和进步人士恢复了联系,重新获得了国际援助,比如纽约美国援华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会、伦敦的中国运动委员会以及美国劳工组织等。
  给敌后根据地运送物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要通过国民党严密的军事封锁线。丁颖介绍,保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条件,包括来往于延安和重庆间的汽车以及美国飞机运送物资,还请国际友人帮助代运,或由八路军谈判代表护送通过关卡,进入游击区。
  据统计,在重庆期间,保盟提供给根据地各个国际和平医院的资助达65万美元。

募捐到的每一分钱都用于灾民
  “宋庆龄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具有很强的感召力。人民信任她所倡导的公益事业,许多人也以能够见到她、与她握手或者得到她亲笔签名的捐款收据为荣,积极支持她组织的活动。”丁颖说,保盟十分注意维护组织公信力,在赈灾工作中公开账目,严格审计,把募捐到的每一分钱都用于为灾民服务。
  生活中,宋庆龄衣着朴素、非常节俭。为保盟工作20多年的德国友人王安娜曾回忆:“她穿着四川产的荨麻织物做的衣服出门,丰裕的物质生活通常都与孙夫人绝缘。”
  “宋庆龄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独特而卓越的贡献,其爱国主义精神令人景仰。”丁颖介绍,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曾说“在重庆,除孙夫人外,没有任何中国人敢于公开揭露高压政策,即使含蓄地讲也不敢。”而路易·艾黎等外国友人也无比敬爱宋庆龄,称她是一位“花朵般美丽、钢铁般坚强的中国革命妇女的杰出代表”,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
  摘自重庆日报

版权所有 九龙报社